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日前舉行發(fā)布會介紹我國今年糧食生產形勢等有關情況,中國農業(yè)科學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表示,公眾接受程度在轉基因發(fā)展中起著重要作用,但不能等到公眾100%都舉雙手贊成才去發(fā)展轉基因。
黃大昉的發(fā)言坦率地承認了一個問題:盡管科研人員在轉基因的推廣上做好了技術準備,但還需要說服公眾。因為,作出推廣轉基因的決策,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都面臨風險,所以種植轉基因作物,尤其是轉基因主糧作物要冒很大的風險。這就牽涉風險決策的幾個要素,其中一個重要要素是,讓他人(公眾)接受決策者(有話語權和決策權的人)的決策。
要作出風險決策,應先進行民意調查。黃大昉說不能等100%的公眾贊成,但他沒有說要等多少人贊成才發(fā)展轉基因,估計應當是大多數公眾贊成,至少應該有51%的被調查者贊成,才能推廣轉基因吧。不過,迄今為止,沒聽說國家或有關機構進行過這方面的民意調查,說服公眾的工作遠沒有完成。
在此,不妨借鑒和學學美國的科學家——剛好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發(fā)布會的前一天,美國科學家就經過辯論,說服了一部分公眾贊成發(fā)展轉基因。
北京時間12月4日,美國紐約智慧廣場舉行了一場關于轉基因的辯論賽,主辦方是辯論節(jié)目美國“智慧廣場”,論戰(zhàn)雙方均是挺轉界和反轉界的權威人士。挺轉方用了三大理由來說服公眾。一是轉基因作物已在美國食品體系中安全生產、食用了近20年,目前為止沒有發(fā)現對人體健康有任何危害和風險;二是轉基因作物對農民和環(huán)境均有利;三是轉基因能幫助作物抵御病蟲害、抗旱以及增加營養(yǎng),從而保證糧食供應安全。
反轉方的三大理由是,目前的監(jiān)管制度尚不能充分證實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轉基因作物可能對環(huán)境造成威脅;目前全球的糧食產量已經足夠但仍有人在忍饑挨餓,這是政治原因導致的,把解決饑餓問題的希望放到基因工程,會讓人們不再關注從公共政策角度來解決這一問題。
在場的公眾對轉基因的態(tài)度在辯論結束前后有戲劇性的轉變。賽前的統計顯示,在座聽眾32%挺轉,38%反轉,剩下的未表態(tài)。在兩個多小時的辯論結束后,主辦方再次統計,挺轉比例已達60%,而反轉比例為31%。主辦方宣布挺轉派獲勝。不過,這僅僅是在場聽眾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這也意味著,參與并聆聽了這次科學辯論的人被挺轉派說服了。如果按照簡單多數的民意,也意味著決策者可以根據此次民意作出在美國推廣轉基因作物的決策,包括在美國人的主糧小麥中發(fā)展轉基因。
然而問題并非那么簡單,因為還有一個更重要和更有戲劇性的結果——主辦方同時在其官網發(fā)起“是否支持轉基因”的在線投票,目前的結果是,挺轉者占49%,反轉者占51%,而且該投票還在持續(xù)進行。
如果按照網絡投票的結果,發(fā)展轉基因不符合多數民意,那么,是否就能據此作出否定轉基因的決策呢?顯然問題也沒有那么簡單。因為,此前美國只有一些非食用作物和輔糧作物推廣了轉基因,而主糧并沒有實行轉基因。這表明,美國一方面是尊重民意,另一方面也要根據民意之外的因素來決策。
拋開轉基因決策的其他因素,僅就民意決策而言,目前的美國民意還是大部分人反對轉基因的,這也許是為何美國主糧還未推行轉基因,以及一些州規(guī)定必須對轉基因貼上標簽的重要原因之一。難道轉基因就不該和不能在美國推廣了嗎?也不是的。事情也很簡單,那就繼續(xù)對公眾做說服工作,直到有大量的科學事實和結果說服大部分公眾,轉基因的推廣才能水到渠成。
反觀國內的挺轉和反轉之爭,可以看出明顯的差距。挺轉者和決策者意識到轉基因需要民意支持,但都不愿意或無力組織公平、公正的討論、辯論和科學的民意調查。無論是挺轉還是反轉的科學家、研究人員,都不便或不敢公開進行挺轉或反轉的科學傳播,他們的理由是,不敢說話,怕被洶涌的民意淹沒。到底要不要發(fā)展轉基因?如果不能發(fā)展,有沒有更充分過硬的理由?如果要發(fā)展,又該如何趨利避害?諸如此類問題,如果得不到充分的討論、辯論和博弈,挺轉和反轉雙方都不能說服公眾,那么轉基因問題永遠都只能是一盆“糨糊”,怪誰?怨誰?